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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了商人壮大不起来，在地位上一直处于末位。
勉强好点的算是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使得许多商人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甚至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还使用奴仆营商，着实壮大了一把，只可惜宋代内忧外患，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但终究是抵不住国破家亡，等到了鞑子，与汉人一般沦落到四等人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天下重新洗牌，商人的地位没好不说，还有诸多的限制。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家，骨子里对商人有些厌恶，从登基之初，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论和举措。如丙午四月己未，朱元璋在与刘基讨论怎样减轻百姓负担时，说：“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认为，节省开支可以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其不致陷于贫困；“崇本祛末”则国家财政可趋宽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愣是把商人经商看做了阻碍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对于商人的打压不言而喻了。
自洪武一朝，其抑商举措屡屡加强，最终形成了洪武一朝固有的商业特色，如第一，防止商人队伍扩大，千方百计阻止农民经商。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人稠，“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在临濠开种”。采取移民屯垦的方式阻断无田农民的经商之路。如果说，这种方式尚有较温和的仁政色彩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方式便散发着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令上奏：本县有农民三百余户外逃，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朱元璋览奏后，谕户部：百姓安土重迁，假使衣食足给，岂肯轻去其乡？听其“随地占籍”，“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若离乡农民不务耕种，专营商业，则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准予逮捕。这就是用皇权把农民重新赶回田园，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使商人数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限制了商业的壮大。
可以说在整个洪武一朝，商业虽有发展，但始终壮大不起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要说这些限制倒也罢了，人多固然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未必就没有人少的妙用，比如竞争力少，他们可以多赚些银子，吃喝住行上过好点也不错，只可惜，他们能想到的， 朱元璋早就想到了，为了狠很打压商人的积极性，朱元璋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天下四等，商人位居最低层。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别尊卑，明贵贱，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质料、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后，以扫除胡俗，恢复礼制为己任，承袭了这一制度，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强大的压力下，明初年商人日子还不如寻常百姓，如此区别对待，好处固然是让百姓安心耕种，可坏处也不是没有，整个明朝商人始终对朝廷没什么忠爱之心，这一点在明末表现的更明显，但要说他本就是如此，多少有些说不过去，有什么因，便有什么果，大明国策重农抑商，自是引不起商人的喜爱，危难之时表现淡漠，似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