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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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需耶？岂圹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过求名手撰著，为传世计，不置于墓耶？后闻袁氏修正献公墓，墓上得杨慈湖所作墓志，而后知圹志在穴中，墓志则在椁上，又结砖如桥以覆之，而后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盖年久之墓，夷为平地。误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见墓志，即知古墓，可无开圹之患矣。
张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误写癸，即于癸上改写朔字。而刻者乃以两字重叠，并刻之。余疑当书丹时，既己误写，何难洗去重写，而乃怪诞如此？盖误字始不及检，刻成始觉，不得已乃于已刻字上改写，而使工人复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高禾}，殊不雅观。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误写作某。
古例，志墓但书卒年月日，而无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后惟大作家犹守此法耳。温公《书仪》载，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礼》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则，此法坏于南宋也。
《墓铭举例》云：“陈有侍郎邹公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按此语颇可笑。陈忠肃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于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况一有铭无序，一有序无铭。其同者何例也？《举例》又一条云：“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云云。然则其所云陈朱同例者，不过是埋铭二字同耳。而即论埋铭二字，实陈创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时代矣。
吕氏坤作《四礼疑》多以己意臆见，猜测古礼，而妄讥议之，往往听其辨难，似乎有理。及至细心考究，则全无是处。即如其论志石条云：“志于石示来世也。
文其辞，篆其姓名，合而锢之，以铁埋诸地中，将谁示乎？不若志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虑异时误为人所动，见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谬哉，其为说也！石在墓头，发及石，则见棺也半矣！两石内向，重重铁束，谁复从容为汝钳锤耶？即或开之，岂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开者之重否？即为掩之，能肯复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动否？此说大可笑也。
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阴。有功德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云云。愚谓吕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后世。不可不急为驳正者也。夫志石之设，为盗贼乎？为常人乎？若盗贼，则以扌日大墓为能事，题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来。何况见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复束此石乎？若常人，则各有良心，始虽误掘，未有既见志石，知是人墓，而犹下锹锸者，况读其文，知其德行功业如是，而有不为之礼葬者乎？大约墓前碑碣，至久不过二三百年，而古墓久远，未有不夷为平地者。贤子孙未必世有拜扫之典，既阙表揭之石，又亡沧海桑田，辗转易主。世间地师渊源相承，其相法时复相类，故往往有地师指穴，开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远，棺骨尽化圹中，空无所有。有疑为迁葬之空穴者矣！有疑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万无朽理，见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将为之掩盖。此孝子慈孙所以作志石之遗意。为久远计，非为眼前计也。微旨如此，彼恶知之？
王桃源先生说，字应求，吾乡所称“庆历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奥志乘》失载，世无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将改葬其父。地师既定穴，开之见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学士信道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吴矜撰《夫人墓志》，竟毁其墓，复拓两志示人。于是县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孙，纷纷控告，成大狱。久之，官以买地葬亲，误掘古墓定谳，下江三于狱。
其罪徒而以其地归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断是狱也，颇怀偏袒（时舒庵同知恭受为县令，而江三者，虹孙之从兄也。其家方为鹾商，与令往来，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复过蹙。平心论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无表揭王氏，又失防护，不得以发掘为江三罪。及见墓志，即非桃源，亦岂宜遽毁之而灭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毁墓，而不在发掘。假令江三既见志石，拓本束而还置之，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后人，使来修岁时之祭。如此则王氏子孙，当礼谢之，而县中士大夫，亦当称道之矣。闻江三家，以觅葬地，每掘人墓，瘗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无主者，墓中又无识别，遂得任其所为，未尝发觉。桃源墓若非志石，虽复鬼哭，亦谁知之（发墓之夜，王氏祠中鬼大哭）？然则志石为功之大如此。而吕氏乃妄言无用，何谬也！掘地得志石，为重掩之，或为之成冢，或为之立碑。而志文乃复出人间。
此等事，古来常有。其见于文集、札记、及志乘、金石书者，多矣。吾独据桃源一事，以驳吕氏者，据所亲见也。桃源先生墓甚大，盖不但二穴，必有葬之子孙。以志石不备，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质甚粗，盖当时明器。亦见古人之质也。至遗骨，或曰有之，或曰无之。历年八百，有无诚不易知。江三对簿时，力辨无有，问官不能究也。或曰，仅有数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将军碑记》。孝烈将军，木兰也。云姓魏，亳之谯人。来氏《樵书》谓：“隋炀帝时，木兰征辽有功，授尚书，不受。帝欲纳宫中，遂自尽。
赠将军，谥孝烈。“董觉轩沛尝作《木兰考》，云姓花。
咸丰四年闰七月，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中，山鸣如雷，石裂而得一碑，长三尺，广一尺。其阳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字。其阴刻隶书铭辞。
凡六十五字，辞曰：“河出马，洛出龟，诸布严逐守此碑。藏石白贯日，发石青震雷。夏首长福二上纪，三中逢己月满规。增吉半下求我镇木虎，十转重则开。
九九城府敢言之，遇员益方人始知。“既而其事传之吾乡，云：”山左人无解之者。“董觉轩由”木虎十转“推之，谓咸丰四年甲寅者，所谓”木虎“也。逆数而上至十甲寅，则延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元年三月己亥，白气亘天，连环贯日。“由是而尽得其解矣。”河出马，洛出龟“，发端推数学之祖也。”诸布严逐守此碑“，诸布、诸严、诸逐，皆神名，见《汉书。郊祀志》，是术数家张大之辞也。”藏石白贯日“，谓埋石之日，有白气贯日也。”发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日，青州将山震如雷鸣也。”夏首长福二上纪“，”夏“
大也，“首”元也，“长”延也，“福”也，“二上”，二之上元也，“纪”
年也。“三中逢己月满规”，“三中”，三月之中也。“逢己”是日逢己亥也。
“月满规”，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纪》他月朔推之，三月己亥，当十五日。
此二句言埋石之岁月日，谓在大元延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镇”，“增吉半下”谓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焉，是周字也。言周姓人求我镇压。即其阳所刻之符，盖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转重则开”，“木虎”甲寅也。“十转”自延元年，至今咸丰四年，适十转也。“则”夷则也，七月也，“重”再也，谓闰也。此句言，发石岁月谓当在第十甲寅之闰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汉书》云：“百寮致敬于三公，丞相用奏记，称敢言之。”故以“敢言之”
为敬也。考《元史》，此时精数学者，推郭守敬。其本传云：“延三年卒，年八十三。则是年，年实八十一旬，言作符者姓名、年纪，谓八十一岁人郭守敬也。”
“遇员益方人始知”，员之最著者为员半千，以员字当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呼四为方字。甲寅虽十转而其实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结语，谓当五百四十年后，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谓觉轩所解甚当。特尚有数处未尽善者。以增吉半下当一周字，甚属牵强。愚意，当连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己，是谓三月之半。
日逢己亥，纪月日已尽，不必再添“月满规”三字。“月满规”者，是谓周字匡廓，既有匡廓，而后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为圈吉，正同半下谓下字之半是卜字也。盖周姓人往卜云：“将遇火。”乃求郭守敬为符以镇之也。以敢言之当敬字，太觉典奥。且但叙年岁、姓名，而下更无辞，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当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记事之辞。质言也。犹守此碑，及藏石发石，及求我镇，及开字，及人始知之属，皆质言而非隐语也。又末句“遇员益方”四字，如董解亦复太强。愚意当是人姓名，或诸城县中官吏姓氏，或倡议发石与动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悬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后，其碑必出，出时必如雷鸣，数学亦可谓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计保母砖，皆异人术数之学也。
圹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后，或两棺之间皆可。但须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倾侧，致伤吾亲骨也。余葬先大夫，安于中左穴之中间墓，以半石椁为之，即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上先结砖十余层，然后即砖上加横直石梁，梁上加盖板。
安志石处，省去砖数层，留方空，大小与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横空处，用铁条二擎之。又于砖之下面，划凿二条厚薄广狭与铁条等，使铁与砖平，不致砖下突起也。将葬前一日，余亲指挥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余隙，以水灰补之。
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砖石胶成一片也。石阔砖狭安正后，视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余。既不碍下棺地步，又显然见是志石，此法可示后人。故详记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盖。两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绪，曾为先大夫及先太夫人两志。文长凡二千数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长不过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盖，盖石亦写志文，亦两字相向，刻成后填丹而合之。虽与古法不同，实无违礼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于锡山之黄奥。一墓三穴，其右为吾母陈太夫人生圹。后二十年遭大故，往视，寿穴多土，不洁。于是拟补纳志石于生圹中。而别葬陈太夫人，乃以状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视已葬两穴亦有土，不洁。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议。镇海倪芑生公子沣，为定葬地。后旧墓数十步，乃营三穴合葬考及两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则作两篇分志之。余复以意乞张米叔同年庆璜，联书两志，而补记改葬月日于后。凡此皆稍异古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