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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算上这笔杂七杂八的补助和奖励，预计热那亚人这笔长线投资的年收益率将达到6%左右，不能算高，但也绝对不能算低了！毕竟，他们这会在欧洲哪能再找到这么好的投资机会——如果真有的话，也不会一窝蜂地都挤在国内投资公债了（连每年的通货膨胀都跑不过）。
阿莱桑德罗在仔细考虑一番后，算是勉强认可了彭志成的提议，现在他算是认识到这条铁路恐怕真的无法在短期内盈利了。好在与东岸人的每一项合作都有个卖断条款，这个关键的条款保证了他们有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收益率，因此在铁路完工后将整条铁路出售给东岸方，应当是一个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
只是，以后与东岸人的合作都得多一个心眼了，这次西南铁路的建造便是例证——这便是阿莱桑德罗此行得到的感悟，因为你不能指望每次都靠东岸人“良心发现”给你发一些补贴和奖励（这些东西还是以物质为主，还得想办法消化，当然不算太困难）以提高你的收益率。万事都得靠自己，以后与东岸人谈合作时，一定要更加注重己方投资的回报率，只有有了这个基础，双方的合作才能长久下去。
“热那亚人修建西南铁路成本飙升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意大利骗来的劳工大量逃亡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感受着山坡上清凉的晚风，彭志成突然冒出了一句：“因为发现成本比预期要高很多，因此授意前线的工头们延长劳工的工作时间、增加他们的工作强度、降低他们的生活待遇、克扣他们应得的工资，这种行为固然是大量降低了每个劳工（迄今为止，三年内热那亚人已运了超过六千名意大利劳工和一千五百名刚果奴隶前来修铁路）的耗费，但也使得劳工们不满的程度大大加强。因此，在某个聪明人夜间逃走后，接下来逃亡的人接二连三、络绎不绝，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风潮，简直让人无语。”
彭志成说的这个确实是实情。热那亚资本家有削减成本的冲动，而劳工们反抗的方式便是逃亡，这些逃亡的劳工至今已逾千数，东岸各级公安局只象征性地抓回了少许劳工送还给热那亚工头，剩下的就放任他们自生自灭了——后来据统计，这些逃走的意大利劳工基本都改名换姓，以新的身份加入了东岸在乌江地区、西北垦殖局辖区的建设工作，东岸官方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劳工们大量逃亡后，热那亚资本家就只能再度在意大利、德意志等地区以“坑蒙拐骗”的形式招募新的劳工，然后送到东岸来修铁路。这其中平均花费在每个人身上的资金高达一百里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本就有些高企的成本，而前线为了削减成本只能进一步压榨工人，这又引起工人逃亡，恶性循环就这么一步步地折磨着热那亚投资者们，使得他们精疲力尽，最后动下了在铁路完工后迅速将其出售以回笼资金的想法——这显然也很符合华夏东岸共和国执委会诸公们的心意。
“呵呵，热那亚人第一次帮我们修铁路，总不能一下打消了他们的热情。当初这伙人算出这条铁路要花费四千万里拉时我心里就在笑，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坐蜡了，咱扶他们一把，总不是坏事，毕竟还指着他们替我们在欧洲办事呢，有些钱，由他们来替我们花，效果要比我们自己花节省好几倍。”已经荣升国家铁道总局局长的杨王林也爬上了小坡，喘着气说道：“这么多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热那亚人把他们弄来可真是花了血本了，可架不住人心难测，人都会向往美好的生活，这些劳工愿意逃亡到我们的城镇打工，也不愿意在这受苦，这都可以理解。不过确实要给热那亚人一点好处，不然他们要是一气之下不再从旧大陆坑人过来了，我们可就傻眼了，大不了当做花钱向他们曲线买人，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
“和西班牙人的谈判一旦落实，今后就要向他们分批交付物资了，而小麦无疑是其中重要一项。西班牙现在国内形势混乱，粮食连年歉收，必然是要问我们购买大量粮食的，而这就是西南铁路沿线各城镇的机会了。西班牙人现在就觉得铁路不会盈利，未免言之过早。”彭志成看着渐渐被黑暗笼罩下的万家灯火，说道：“不管怎样，西南铁路必须要按时修完，我们也要督促督促热那亚人，别让他们懈怠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