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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缩在墙脚，他们麻木地看着这群高鼻深目的贼寇将庄子里的粮食一一运走。他们并没有什么心痛的感觉，因为这些粮食本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对自己未知的命运感到一些彷徨罢了。
“兽医、马夫、铁匠等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先甄别出来，登记造册，并给予他们及其家属一定的优待；被我们击毙的乡勇的家属及其亲朋好友也要甄别出来，并严加看管，这些人我们返程的时候就不要带上了，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另外，向所有这些人宣扬我军的政策，并赦免奴隶们为自由民。”莫茗开始下达了自己的第二道命令，很快，一名同样年轻的定远军校实习参谋应命后匆匆出去了。
所谓“宣扬我军的政策”主要内容就是“足量缴纳捐税”、“赦免奴隶为自由民”、“发还被乡绅非法侵占的土地”等等，并允许当地乡民向东岸人进行告发，东岸人将依据自己的判断酌情进行“公正的审判”。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强东岸人在底层的威信，争取到登、莱、青三府内老百姓一定程度的支持，消除他们对东岸人的恐惧感，从而增大移民的效果。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东岸人的这种政策是将自己置于了缙绅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上。也不是没有人指出过他们应该摒弃这种走下层路线的政策，转而获取缙绅阶层的支持。不过这种论调是很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东岸人在接下来的大变中很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障这些缙绅的利益，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其次这些缙绅对待东岸人的态度是相当消极的，在他们眼里粗鄙的东岸夷人甚至连鞑子都不如；最后，东岸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夺取这大明的天下，而是为了获取人口。而恰恰是获取人口这一点，他们和这些缙绅阶层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的。
山东虽然历经鞑子两次入关洗劫，明王朝的控制力已经大为削弱，但终究不像陕西、河南那样已经完全成了千里赤地。相反，在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的时候，乡村地方权力大量被缙绅阶层所接管。他们在这乱世中是千方百计地想把佃农、家奴、长工等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并使用各种手段阻止他们成为流民，毕竟土地也需要人耕种不是。不过东岸人打得就是被缙绅控制在手头的大量人口的主意，这叫双方怎么能有合作的基础呢？
那么，这样一来还不如直接走底层路线呢，自己搞自己的人口，不求任何人，只要那些缙绅别来捣乱就行。当然，若有捣乱者，便坚决镇压。
东岸人的驮马队第二天就返回了这座庄园，然后继续开始装运第二批粮食。在他们返回的时候，大约上百名庄子里的铁匠、兽医、马夫、木匠、教书先生等手艺人及其家属在万般不情愿中被一起押回了烟台要塞。
由于天气恶化，下起了中雪，东岸人搬运粮食、银两和书籍的行动比预期要晚了好几天。一直到11月5日中午，当最后一匹驮马队载着贵重的银两与书籍离去时，整个搬运行动才差不多宣告结束。而在此之前，大约两百多名张员外的家奴已经哭哭啼啼地被东岸人押回了烟台要塞。此时留在庄园内的除了东岸陆军士兵外，就只有一百多号乡勇及其家属了，而对于这些人，莫茗并不打算将他们带走。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的兄弟、朋友、丈夫或父亲在前些日子的战斗中被东岸人杀死，难保其中某些人对东岸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还是将他们留在此地自生自灭好了。
11月7日清晨，莫茗带着部队撤离了这座已霸占十天之久的庄园。这十天之中，不知道是福山县或者登州府反应迟钝还是怎么着，总之竟然没有人来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仿佛所有人都无视了东岸人公然攻夺缙绅庄园的恶劣行径一样，令人大为感叹。离去之前，他下令将庄子里的最后一点粮食和银两散给了那些乡勇，然后便扬长而去，率军返回了烟台要塞。
返回后他们休整了没几天，从11月9日开始，莫茗再次率军出发，在福山县、宁海州、文登县甚至平度州内冒着严寒四处出击，连续攻破了十来处缙绅或富商庄园，掠夺了大约两千余人口、价值七万余元的金银、超过八百吨的粮食以及三百多头（只）牲畜，可谓大获丰收。这种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2月中旬，因为登州地区普降大雪、道路难行，且很多士兵因为长期在严寒中高强度作战而生病减员，因此莫茗便果断结束了这种乡间劫掠行动。